过去八年，浦东新区航头镇丰桥村村民方庆平一直在做一件事。
他组织人手，多方设法，找到崇祯《宁海县志》、光绪《南汇县新志》、雍正《分建南汇县志》、光绪《井研县志》及《明熹宗实录》相关记载，和董其昌写的《松江府建求忠书院记》、陈继儒写的《求忠书院记》碑文拓片、王圻写的《明故广西庆远府教授竹臞……薛孺人合葬墓志铭》，从中追寻“上海有方孝孺后裔，航头有方孝孺后裔”。
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熊月之研究员、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会长王依群、复旦大学教授戴鞍钢、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叶舟来到村里，在方庆平夫妻举全家之力筹建的上海浦东方孝孺纪念馆，与他就方孝孺后裔衍传航头考证展开讨论。上海通志馆主办的《上海滩》杂志，去年底出了一期增刊“方孝孺后裔在上海”。
八年“拼图”，在他眼前，已经浮现的如下。
“救孤至上海”
一切始于年那幕惨剧。
明史学者樊树志基于史料研究，在《“读书种子”方孝孺》一文写道：燕王朱棣打着“清君侧”的旗号，发兵南下发动“靖难之役”时，道衍和尚到北平郊外送行，临别突然跪下，向燕王低声密语，说南方有一个方孝孺，素有学问操行，请不要杀他。如果杀了，那么天下的“读书种子”就断绝了。
在樊树志看来，说方孝孺是“读书种子”，可谓“确评”。
他说，方孝孺从小被乡人称赞为“小韩子”，年长后师从宋濂。宋濂门下名士辈出，而方孝孺后来居上，无人可和他比肩。方孝孺也始终不忘师恩。朱元璋很喜欢他的举止端正。建文帝朱允炆对他极为欣赏。朱棣率军攻陷南京，下令追捕建文旧臣要杀，唯独对方孝孺例外，想借重他的名声，为自己起草即位诏书。
方孝孺抵死不从，掷笔于地，且哭且骂：“死即死耳，诏不可草。”
最终导致被“诛十族”的惨剧。
所谓“诛十族”，是在九族之外，加上朋友门生“一族”。
樊树志喟叹：方孝孺当时46岁，妻子与两个儿子自缢而死，两个女儿联袂投秦淮河而死；而在满门抄斩时，曾任刑部尚书被贬为宁海县典史的魏泽，百般周旋，隐藏其幼子，“以故孝孺有后”。
他的依据，是郑晓写的《皇明名臣记》，和徐象梅写的《两浙名贤录》。他说，这两个人都是明朝人，是当时人说“孝孺有后”。
方庆平找到的崇祯《宁海县志》卷七，有一篇方孝孺“遗胤备考”，里面收录了两段引文，也讲述了“孝孺有后”。
一是郑晓在《吾学编》一书说：“录孝孺时，得魏典史泽周旋，藏其幼子，以故孝孺尚有后。”录，逮捕。魏典史泽，即魏泽（典史为官职名）。
二是《万姓（此处似“统”字）谱》说：“魏泽，字彦恩，溧水人，有学行”，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年间，做到过刑部尚书，后谪为宁海典史，“悉力保护周旋，以故方氏有遗育”。
记者找到《四库全书·万姓统谱》一书，卷九十四“魏泽”名下，有一段相同记载。查该书为明代凌迪知所撰，编于明万历年间，时间晚于郑晓。
接下去，这篇“遗胤备考”非常具体地，讲述了一个类似“赵氏孤儿”“程婴救孤”的“三人接力救孤”传奇。
先是魏泽“得方先生遗孤，年九岁”，随即藏“匿”。
再是“秀才余学夔”，“佯狂乞食于市，迓县官于城隅”（迓，迎），借“狂歌”表达“区区尚愿效程婴”之意。
于是“县官默会其意，叱曰：扶颠子去”，把他说成是疯子的言语。
“两日后，复遇在市，仍作狂歌。县官迺審，致书劄，将先生文稿并雅子尽托之。”迺，乃。審，审察、弄明白。劄，札。雅，有“正确的”“高尚的”之意（一说为“稚子”之误）。
就此，“学夔逃，赴海，匿岛屿弥月，沿及海边各镇，抵松青村，与其童日治（此处一字似“荟”：草多的样子）网，易米以给。”给，供给。松，松江。青村，方庆平认为是今奉贤区奉城镇一带。
随后，出现了“三人接力”第三棒：“华亭有俞公允、任公勉，皆先生癸酉畿府所造士也。学夔潜入城，访之，三叩，始得见，出县官手启。大惊咤。遂得覆庇安置焉。”咤，有“叹息声”“惊讶”之意。
“后十四年，俞公以养女纳为馆甥，因冒俞姓，是时奸党禁严，俞以为嫌，复改姓余，名德宗，字必昌，迁白沙里，日耕夜读，寒暑不休。”馆甥，此处应指女婿并含有“住在女家”之意。
后文接着写道：德宗“生三子，长友直，次友谅，三友竹。五传至采，司训南昌。弟塾，以太学除海宁丞，著有《贞复堂集》。采子道东、道南，塾子有光，传忠震及今之忠枝、忠奕，乃先生十世孙，而树节则十一世孙也。”
方庆平想方设法，找到光绪七年南京高淳（魏泽是“溧水人”。明朝弘治年间从溧水县分出置高淳县）魏氏家族编印的五修净行寺《魏氏总谱》，其中对魏泽救孤的记述，与崇祯《宁海县志》大体一致，两处细节不同也可能正说明还有其他记述出处：“……泽闲居应天，委曲周全，匿孝孺幼子德宗。有台人余学夔者知之，乃佯狂乞食，过泽门，作歌，有愿效程婴语。泽叱之去。他日遇于途，歌如前。泽察其诚，遂付以德宗，辗转得免。”
第一块“拼图”，在方庆平眼前浮现：魏泽救孤，托付给余学夔；余学夔带至上海，转托给俞允；俞允庇护其长大，又纳为女婿，并改姓余，名叫德宗。方孝孺后裔从此在上海再传。
樊树志先生指出：永乐二十二年七月，明成祖朱棣去世，长子朱高炽即位（明仁宗），当即为惨遭杀戮的建文旧臣平反昭雪，对大臣们说，“建文诸臣已蒙显戮，然方孝孺辈皆忠臣也”，第二天就下达诏书，建文诸臣家属发配到教坊司、锦衣卫、浣衣局以及功臣家里充当奴仆的，全部释放成为良民，归还家产田地；这是一个客观环境和前提条件，否则方孝孺不可能翻身，如此后人也才有可能平安度过。
另一位明代社会史专家则表示：方孝孺有后，可能比较多人知道；方孝孺后人避难松江，可能研究者比较知道；而传到浦东航头的考证，就不大听到过了。
“三迁至航头”
年9月，松江文史学者王正撰文《方孝孺后裔避难松江经过》，针对当时有人称“第三子由门人俞允携至松江为俞姓”，依文献研究指出此处应为余学夔，也可由此对俞允为德宗改姓“余”作出合理解释。文章最后一句是：“惜余学夔下落文献无征，今方氏后人尚能纪念否？”
20年过去，余学夔下落依然难考，但另一个关键人物浮出水面——余采。
上文中，崇祯《宁海县志》载：德宗“生三子，长友直，次友谅，三友竹。五传至采”。
方庆平在雍正《分建南汇县志》卷十查到：“余采，字元亮，航头人，方正学八世孙。其先避难改姓。”在光绪《南汇县志》卷十三人物志查到：“余采，字元亮，号竹癯，方孝孺八世孙。其先避难变姓。隐泖上。采父环，复迁邑十九保大凫泾南村。”在卷一疆域志查到：“方家村，邑西四十二里，方正学七世孙环始居此，其大凫泾之南为南村，北为北村，向设店肆……”方正学，即方孝孺。
查百度地图可见，在今航头镇丰桥村，有一条东西向的小河叫“大浦泾”，河南有“南方家宅”，河北有“方家典当”。方庆平说，从小听村里人讲，方家典当从前开设有店肆、典当，相传还曾在客厅供奉“圣旨”，从村里经过的一条道路也是因此而专修的“官道”，官员经过须落轿、下马。
在《明熹宗实录》，方庆平又找到“天启二年”一条记录：“己亥，诏恤先臣方孝孺遗胤。孝孺在建文朝，以侍读学士，直文渊阁。当靖难，师入，以草诏，不从，致夷十族。其幼子德宗，幸宁海谪尉魏泽匿之，密托诸生余学夔，负入松江岛屿，以织网自给。华亭俞允妻以养女，因冒余姓，遂延一线至是。其十世孙方忠奕，以贡来京，伏阙上书得旨：方孝孺忠节持著，既有遗胤，准与练子宁一体恤录。”（练子宁事迹与方孝孺类似）
方庆平认为：“伏阙上书得旨”的十世孙方忠奕，与前文崇祯《宁海县志》里，方孝孺“遗胤备考”一文所写的“……采子道东、道南，塾子有光，传忠震及今之忠枝、忠奕，乃先生十世孙”，对上了；航头、余采，与德宗，接上了。
一幅路线图在他头脑中清晰起来：方孝孺后裔一脉自三人接力救孤，抵达今天的上海地区后，先是在俞允所在的今奉贤区奉城镇一带生活，改姓余，后迁至“白沙里”，很可能是今奉贤区金汇镇白沙村一带，再迁至今松江区“隐泖上”，到余采父亲余环（一说余广）这代，三迁至航头。
今天的奉城镇一带向西约13公里是白沙村，向北约11公里是南方家宅，步行均约三小时，且河道纵横相通。
“其如线之裔”
还能有更多信息吗？
从雍正《分建南汇县志》查到的，只剩下“……采性刚毅，不能容人，后生望之如严师，晚年以明经教授江右闽粤，造就多士”。江右，今江西一带。
光绪《南汇县志》稍多些，也只有“采刚毅不能容人，有志操，不妄取。尝与婺士同舟，士卒，采出资含殓，还其丧。晚以明经教授江右闽粤，多所造就。子道南、道东复方姓入学，重刻《逊志斋集》行世”（《逊志斋集》为方孝孺著述），及“其子道南、道东，始复姓，郡治建祠，有董文敏、陈征君碑文，所纪遗孤事甚详。惟明史稿则言正学无后，致生疑窦。然考逊志斋笔记所载谢文肃铎诗，有‘百年事过风前烛，千古名传海上村。香火半龛谁地主，孙枝一叶是君恩’句，按‘海上’‘孙枝’语，是正学明有遗孤在松。诗在未归宗前，尤见其非伪托”。
谢文肃铎，即谢铎，明代人。董文敏，即董其昌。陈征君，即陈继儒。
视线，集中在“余采”与“郡治建祠、董其昌陈继儒碑文”两个方向。
寻余采。专业的搜索一度陷入困境。方庆平说，找找余采的同学，就此从王圻撰写的《王侍御类稿》卷十二，“淘”出一篇长文《明故广西庆远府教授竹臞……薛孺人合葬墓志铭》，即王圻为余采写的墓志铭。
王圻，上海人，明代学者，编撰了史学巨著《续文献通考》及《三才图会》等。研究者朱少伟曾谈到，王圻早年就读于上海县诸翟，做过御史，后来还乡潜心读书笔耕，主纂了第一部《青浦县志》，还是当年松江府“四大藏书家”之一。
王圻的生卒年代，早于崇祯年间。也就是说，这篇长文的写作时间，早于崇祯《宁海县志》。
在文中，王圻写道：“余为诸生时，与竹臞公同事广文先生。”说自己在学校读书时，与“竹臞公”余采一起，奉事于广文先生。现在，“公殁二十余年，而其孙继儒手录所为状，介公壻石阡守三山陆公，谒余铭公墓”。
由此可见，该文写于余采逝世二十多年后，文中所写的余采事迹，是余采之孙余继儒整理陈述，通过余采女婿石阡守陆三山拜访王圻，请他写墓志铭。
铭文“按状”讲述了德宗故事，及三子和余采父亲、祖父、曾祖父之名，又讲述了余采正直、孝顺、友爱弟弟、为同船的婺州士子黄某收殓等种种故事，还提到了陆深与学宪唐锦看重他，与之交好，唐让子弟像对待老师那样对待余采。铭文最后说，余采有两个儿子，两个女儿，女婿之一是石阡守陆郯，感叹方孝孺“殉故君之难，而其如线之裔，复能侃侃持正，为浊世中流砥柱，可谓不媿其后矣”。媿，愧。
方庆平找到上世纪30年代上海通社所编的《上海研究资料》，里面有蒋慎吾写的一篇《陆深事迹考证》，文中称据《同治志》《南吴旧话录》，陆郯，号三山，做过石阡守，是陆深的“嗣孙”。陆深，浦东陆家嘴因他得名。
“复姓建书院”
另一个方庆平如获至宝的收获，是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，找到了陈继儒为明万历年间松江府建“求忠书院”写的碑文拓片。
陈继儒开篇写道：“松府治之西，有求忠书院者，何为？特祀逊志方先生而创也。先生生于天台，死节于金陵。于松何居？曰：松有先生后在焉。后何居？曰叶公琰、谢公铎、张公弼、王公世贞，详哉言之矣。且方氏手迹支谱，甚覈而详。先生血胤在松，则血食亦宜在松。此特祠之所繇建云。”方孝孺号逊志。覈，详实、严谨。繇，由。
接着，陈继儒详述了前文所写的德宗故事，并提到“万历己酉，督学侍御杨公廷筠，访其事于松司理毛公一鹭，得实”。杨廷筠让松江府司理毛一鹭查访了此事。于是“杨公捐俸三百金，驰檄立祠，复其姓”，恢复了“方”姓，并在太守张九德的努力下，建立了求忠书院，又名正学祠，里面除了方孝孺，还纪念了魏泽、余学夔、俞允、任勉、徐善安五人。
任勉，方庆平说明代卢演的《方氏本末记略》有载，曾“馈金护持”。
徐善安，董其昌一文称：“……有善安公者，官于浙，为佥事，奉诏收方氏族，脱其娠妇，事发，断一臂，家戌保安卫。语具《浦城志》。”因放跑了方家怀孕的妇女，被断一臂，家人发配。
陈继儒最后写道：当年朱棣以叔代侄，是“古今一大鼎革”；方孝孺被“诛十族”，是“古今一大惨”；遗孤（包括救助者）所面对的，是“古今一大险”；子孙思念先人只能“嘿对饮泣”，是“古今一大郁”；今天为方孝孺做的事，是“古今一大快”“古今一大继述”……嘿，同“默”。
董其昌写的《松江府建求忠书院记》一文，则着重阐述了取名“求忠书院”的考虑：“夫书院未有以死节祠者也，吾郡之祠先生，何也？”“先生足不涉吾土，意其英魂浩气，惟忠是归……”
现在方庆平一家筹建的方孝孺纪念馆正门上，有意在重建的“求忠书院”四字。
“详哉言之矣”
方庆平现在很希望找到陈继儒文中所说的，叶琰、谢铎、张弼、王世贞四人对方孝孺上海后裔踪迹“详哉言之矣”的文章。
尤其是宁海书生叶琰写的《振发幽奇》一书。
查“上海府县旧志丛书”，在崇祯《松江府志》卷四十一，收录有一篇“叶琰记云”。
叶琰说，自己先后听两位姓周的人说，方孝孺在上海有后裔。前者曾“以星术游苏松”，听当地人说，方孝孺“尝以其幼孤托吾乡先辈抚之，后纳为馆甥，故今侨寓兹地”。后者说，自己与松江人余采，“同事久而情好甚笃，私语予曰：‘采乃方正学先生裔孙也。先世避难云间，故冒今姓耳。’予曰：‘果尔，曷不复乎？’君唯唯不答……”余采没有回答为什么不复姓。这位同事再问到后嗣，余采则以二男二女作答。
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叶舟指出，前者名叫周鹏，后者名叫周练滨，并接着介绍：叶琰于是便作《正学先生后嗣记》。后来到隆庆元年，叶琰又见到了前文所说的余采女婿陆琰。陆琰说，确实方孝孺后裔寓松江，冒余姓，居华亭者已五六世，世代从儒术相继承，而余采先生尤谨言慎行。
叶琰欣喜若狂，就此又写下《书正学先生后嗣记后》，后来还将自己写的四篇文字，编成《振发幽奇》册。
这本书，在万历二十二年，又被宁海知县王演畴看到了。他还看到谢铎写的《谒缑城里有感》一诗，认为其中“千古名传海上村”“孙枝一叶是君恩”，即是暗指方孝孺后裔在松江上海一事，于是后来告诉了杨廷筠。此时，杨廷筠“按试云间郡庠”，又发现有“余中冑”者列名第二，因询其命名之故，知为方先生九世玄孙。于是杨廷筠“檄郡县核实，晤对回文皆与予言不差”，由此，直接促成他为方氏后人复姓一事。
方庆平希望找到的，还有一本诗集。
他说：崇祯《宁海县志》称余采的弟弟余塾，做过“海宁丞”，“著有《贞复堂集》”；而在《上海府县旧志丛书·松江府卷》里，则有一篇宋尧俞写的《贞复堂集序》，序中说，“黄浦之流入于华亭东南，盘折以百数，名金汇塘。塘之隐曲则余氏居焉……思泉君从海宁宦归，始稍稍葺治，乃沿堂之旧址鼎新之……其额曰‘贞复’。是岁，君刻诗集亦成，乃以书来曰：‘予先太史正学方公之后也……’”这位思泉君，应就是余塾。这本诗集如能找到，则是方孝孺在上海的后裔，自己写的第一手史料。
今天，走进方孝孺纪念馆，迎面一方池水映照蓝天。方庆平的设计意图，是借朱熹诗意：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那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馆内展陈丰富。八年来，他和团队广泛查阅史料，去过浙江宁海、江苏南京和常州、湖北孝感、福建宁德及上海奉贤、松江等地踏访。他说，在宁海县前童镇，遇见这样一件事——
“这里当年曾两次请方孝孺来讲学，对当地崇教重学影响深远，‘皆守方先生遗教’。我们在那里踏访时，路上遇见有人问起，陪同我们的人回答：‘这是从上海来寻先生的。’对方一听就很热情。他们平时说话就直接称‘先生’，不加‘方’字。‘先生’一词，在那里，好像成了一个特指方先生方孝孺的专有名词。我们要是说方孝孺，还会被他们批评，不可以直呼其名……”
栏目主编：陈抒怡
本文作者：郭泉真
文字编辑：郭泉真
